赵华林:提供碳捕捉、减排技术及服务的企业将面临更大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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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如何破题、如何把握绿色发展机遇等一系列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成为了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近日,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赵华林接受采访,分享了对碳达峰、碳中和等话题的看法。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李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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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华林:国际国内形势下,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典型的有增长无发展的模式,就是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格格不入。
● 中国经济已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若仍停留在用环境换增长、唯GDP至上的思路,保护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反而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和绿色技术升级推广,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
● 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碳交易重要性将会凸显,碳减排产业链将更富有活力,提供碳捕捉、减排技术设备和服务的企业等将面临更大市场机遇。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国将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推进绿色转型,必将带来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落后的产业、技术会被逐步淘汰,更加清洁、绿色的产业、技术将迎来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推进绿色发展,仍面临多重难题待破解,最大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平衡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针对绿色发展如何破题、如何把握绿色发展机遇等一系列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每经头条特别推出的“奋斗中国·两会高见”栏目中,《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赵华林进行了专访。
NBD: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需要如何来实现绿色发展?
赵华林:实现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影响绿色发展的各要素具有关联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必须着眼长远,统筹兼顾,强化顶层设计。
与此同时,各地也要根据当地绿色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区发展实际的绿色发展规划,将绿色转型落到实处。
实现绿色发展,理念是先导,为此要树立绿色发展人人有责的观念,倡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推动构建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全民行动体系,形成全社会对绿色发展公约数的最大化,构建绿色新风尚。
实现绿色发展,科技是依靠。因此我国需要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整合企业、研究机构等力量,充分发挥各主体积极性,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布局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科技攻关项目,充分发挥各类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作用,加强对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各类基金引导,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实现绿色发展,产业是基础。要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比重,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加大对传统产业的绿色技术升级,实施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绿色化循环化升级改造,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实现绿色发展,市场化是内生动力。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性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各类市场交易机制的作用,积极建立绿色贸易体系,健全绿色收费价格机制和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形成合理的绿色价格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合理高效配置资源,为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实现绿色发展,制度是保障。要用更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推动完善促进绿色设计、强化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污染治理、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推动完善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考核制度和考核体系,加大绿色发展的考核比重;要强化执法监督,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和问责力度,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NBD:在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当前遇到了哪些难点?
赵华林: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也面临一些难点。
一是观念上的,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变革,这就会出现利益的再分配。比如企业在环保成本和违规成本之间会有权衡,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治理污染排放之间也会有权衡。
在部分地区,当前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还未牢固树立,饮鸩止渴、涸泽而渔的发展思想尚未完全消除,关于经济发展和环保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认为环保会阻碍经济发展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
观念的扭转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如何缩短这个过程并降低相应的损失,不是简单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就可以做到的,更需要结合激励约束机制来加以保障。
二是环境生态保护的特殊性造成的政府治理困难。
环境生态保护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表现在个体、空间、时间多个层面和维度。比如一个排污企业与周边居民之间、河流上下游地区之间的跨界污染问题,这种外部性很容易滋生本位主义和短视行为,出现“吃祖宗饭砸孙子碗”的现象。
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将这些外部性因素“内部化”,或者构建一个市场化的交易机制来引导污染排放和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难度非常大。
三是绿色发展需要综合协调,涉及环境、发改、工信、科技等多个政府部门和中央、地方多个政府层级,也涉及各类企业和社会民众。当前绿色发展的政策碎片化、力量分散化现象依然存在,如何整合各种力量,避免扯皮推诿,这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四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成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但历史欠账多,底子薄,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农村环境问题还未完全解决,碳减排目标挑战巨大。
与此同时,随着对绿色发展认识的深化,会有更多的排放物纳入监测治理体系,会有更高的生态标准要求践行,但目前绿色发展的工具手段仍比较少,特别是市场手段运用有限,社会资本参与绿色经济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NBD:您提到经济发展和环保之间关系,近年来,环保经常成为经济发展的“背锅侠”。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并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呢?
赵华林:关于环保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争议,首先要厘清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这是两个概念,之所以有争议,是有些人往往把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混淆了。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人均数值来表示。
经济发展是比经济增长内涵更丰富的概念,是指通过提高和扩大生产力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国内生产总值可持续增长,人均收入和经济福利水平提高,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结构优化,减少和消除贫困。
因此,从经济发展的概念来看,经济发展依赖的手段是提高和扩大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水平提升的根本推动力量就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目标不仅仅是产出的增长,包括了产出的可持续增长、各类结构的优化和人的发展。
所以,经济有增长却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发展,增长是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典型的有增长无发展的模式就是“无未来的增长”,即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显然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
在厘清这两个概念之后,这个争议就容易解决了。就经济发展来说,环境保护本身就是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形象而又深刻地诠释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都是发展的目标,但如果没有“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就不可持续,“绿水青山”既是经济发展目标又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所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关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在环境经济学里面有一条著名的曲线,叫“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污染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在经济起飞阶段,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随着居民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提升、环保技术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污染排放达峰后,在较高收入水平上将随GDP增长而下降。
由于知识、技术的外溢性,污染排放的拐点在后发国家中要比先发国家来得更早。因此,即使从更狭义的经济增长和环保的关系来看,两者也不是一种必然的替代关系,环境保护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
在经济起飞阶段,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在这段时期内可能会存在冲突,比如关停一些污染排放严重的企业,在短时间内会造成GDP的减少,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中上等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已经越过了拐点,如果依然停留在用环境换增长、唯GDP至上的思路,保护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反而会抑制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绿色技术的升级推广,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陷入“无未来的增长”的中等收入陷阱中。
在绿色发展的新理念下,我们一定要树立这样的观念:环保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背锅侠”,而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基础。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环保和经济增长也是相容共生互促的关系,我们要充分利用好环保的手段来实现发展的目标,也通过经济增长来推动环保技术、规制水平、产业结构的提升,同时也通过各种环保规制来推动优胜劣汰、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
近十年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
| 从上述两图对比可以看出,尽管近年中国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提升,但原煤产量较高峰已有回落,原煤占能源消费结构比重也逐步降低
NBD:绿色发展不仅要有观念的转变,也应该有严格的考核、追责等倒逼机制,“十四五”时期在制度建设上,您有什么建议呢?
赵华林: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观念的转变是关键,只有观念真正转变了,才能将绿色发展化为自觉的行动。
观念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别是具有明显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既体现在区域层面,也体现在代际之间,如果缺乏足够手段将这种外部性内部化,地区间“搭便车”、环境规制力度的逐底竞争、邻避问题等短期行为、投机行为会屡禁不止,甚至会阻碍观念的转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完善考核、追责等倒逼机制,来推动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
“十四五”时期,在这些制度建设上,我认为首先要推动完善强化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污染治理、推进生态修复、扩大绿色消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这是最根本的绿色发展制度基础,也是考核、追责的依据,要真正做到有法有规可依。
其次,要进一步推动完善考核评价制度,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发展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提高绿色发展指标在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中的权重,让绿色发展“指挥棒”真正发挥作用。否则有法不依、有规不遵等于“无法”。因此,一定要强化执法监督,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和问责力度,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衔接配合。
NBD:您认为“十四五”期间,推动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在哪些方面,并有望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呢?
赵华林:“十四五”期间,绿色发展将围绕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展开。我认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倡导节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广绿色出行,引导绿色风尚。
二是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绿色建设、绿色技术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三是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空间的占用,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性治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加强大江大河、重要湖泊湿地的生态保护治理,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四是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在管理制度方面,要建立起来地上地下、陆海统筹的治理制度,实现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治理城乡生活环境,推进土壤的修复治理,加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的收集处理,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减少碳排放等。
五是提高市场化作用机制的发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资源总量和排放总量的科学配置。
我相信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国家的绿色发展将取得更大的进步,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NBD:有人说,国家大力推进绿色发展,会让环保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对此您怎么看呢?
赵华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是两大主线,“生态”“环境”“绿色”三个关键词合计出现的次数为26次;今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目标、路径、政策保障,这必然给整个环保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国家大力推进绿色发展,随着强化清洁生产、严格污染治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工业、农业、服务业绿色升级成为这些行业企业的刚需,绿色升级需求将会井喷,围绕这些行业企业的节能、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固废处理、水处理、大气治理、危废处理、土壤水域的生态修复等需求,提供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模式和以环境治理效果为导向的环境托管服务行业将崛起,成为环保产业的新蓝海。
环境托管服务涵盖咨询服务、评估设计、专业运营管理、工程服务以及相关联的投资、融资等产业,通过服务将整个环保产业链连接起来,为企业和政府等需求方提供综合性的服务,带动整个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的发展。
绿色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生产方式,也体现在绿色生活方式中。生活方式的绿色升级,比如生活垃圾的分类和减量化、绿色低碳出行、绿色节能居家等,这方面的需求也会大增,将推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升级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建设、新能源汽车及相关辅助设施、节能家电家具及住房的智能化改造等需求不断扩张,这些行业也会面临很大的市场空间。
形成绿色发展内生机制的关键在于培育绿色交易市场机制,国家将进一步健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转效率。
一旦国家建立起来绿色交易的市场基础设施,未来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由交易推动产生的减排产业链将面临一个新兴的市场机遇。
比如关于碳排放交易,目前我国碳交易产业还处于试点性质的初步发展阶段。我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实际上赋予了碳排放的稀缺性,具有了碳交易的基础。
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碳交易的重要性将会凸显,碳交易正成为绿色产业和产业绿色化的一个重要收益来源。
以碳交易市场建设为核心的碳减排产业链,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启动将更富有活力,提供碳捕捉、减排的技术、设备和服务的企业、造林绿化企业、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都将面临更大的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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